■擴大引進規(guī)模：為現代化尋找新方式■
高層醞釀改革開放，起始于現代化規(guī)劃的重新啟動，以及為實現這一宏大目標尋找新的資源和方式。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廣受詬病，但平心而論，他畢竟是一位務實領導人，對搞經濟建設比搞階級斗爭更有興趣。從1977年初起，他采取種種措施改善民生，先后召開一系列全國性的生產建設會議。雖然還是“工業(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的老套路，但可以看出發(fā)展經濟已經是他關注的焦點。1977年，在初步穩(wěn)定政局后，編制現代化長期規(guī)劃的問題就被提上了日程。1975年夏，鄧小平主持整頓期間曾制定過一份“十年規(guī)劃發(fā)展綱要草案”。1977年9月，“十年規(guī)劃綱要”重新修訂，并提出未來23年設想。新的十年規(guī)劃提出：到1985年全國鋼產量要達到6000萬噸、糧食8000億斤的高指標；要建設120個大型項目，其中包括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氣田、30個大電站、6條鐵路新干線、5個港口等過高計劃。這個十年規(guī)劃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提出，在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通過。這個規(guī)劃后來被視為“洋躍進”，受到詬病。袁寶華回憶說：“當時華國鋒同志總有個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誤的時間搶回來。”但這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想法，當時整個高層，包括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普遍有一種莫失良機的心情。
當編制長期規(guī)劃時，最高領導層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國外，主要是日本和歐洲等發(fā)達地區(qū)。大規(guī)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的方案，就是作為完成這個大計劃的措施提出來的。197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聽取并討論了國家計委《關于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規(guī)劃的請示報告》。11月18日、23日和25日，中央政治局先后用三天時間聽取并討論國家計委《關于經濟計劃的匯報提綱》報告。擴大引進規(guī)模成為這兩次匯報會上討論的焦點之一。國家計委報告提出10項政策措施，其中第一條是整頓企業(yè)，第二條就是引進新技術，提出要“在五年到八年的時間內，把我們急需的國外先進技術拿到手”。由此可見，引進新技術在完成未來23年規(guī)劃中的重要地位。當時，中國領導人雄心很大，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聶榮臻、徐向前、方毅等高層領導人在討論中對進一步擴大引進規(guī)模都很急切。鄧小平說：“引進技術的談判，要搶時間，要加快速度”，“多爭取一年時間都合算”。1978年5月17日，國務院決定成立以余秋里副總理為主任的引進新技術領導小組。
■ 中國領導人急切想擴大引進規(guī)模是有原因的
要想在20世紀末實現現代化的宏大目標，大規(guī)模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幾乎是唯一可行的選擇。當時中國大多數技術設備還是以50年代從蘇聯引進的156個項目為基礎，而蘇聯的技術和設備在當時并不是先進的，幾十年來又逐步老化，多數企業(yè)只能在封閉的環(huán)境下“復制古董”。恰恰是這20年間，世界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發(fā)展突飛猛進，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國領導人很清楚這種狀況。早在1975年主持整頓時，鄧小平就提出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是一個大政策”。1977年，鄧小平又說：我們要“實行‘拿來主義’”，“把吸收外國先進技術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起點”。1977年9月鄧小平復出后，還采取了兩個大動作：一是1977年秋季恢復取消多年的高考，以適應快速培養(yǎng)人才的需要；二是1978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動員和組織現有的科技力量。
70年代末，中國所面對的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眾所周知，自50年代初開始，中國就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無法進入西方市場。60年代中蘇同盟分裂，中國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的途徑也中斷了。在這一時期，即使中國領導人有利用外部資源發(fā)展自己的愿望，也不具備這樣的條件。70年代初，中美關系解凍，中國同日本、西歐發(fā)達國家全面建交，在聯合國的席位也得到恢復。因此，中國走向世界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手上已經開通了。1978年，鄧小平又在兩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締約，二是中美建交。至此，對外開放的政治平臺完全形成，中國獲得進入世界主體市場的通道。
當時，從遏制蘇聯擴張的共同戰(zhàn)略利益出發(fā)，美國和西歐都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的穩(wěn)定力量，不僅不害怕而且樂見中國走向強大，愿意支持中國朝向現代化的努力。1978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谷牧匯報訪歐情況時，領導人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歐洲“受蘇聯威脅，希望中國強大，希望為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出點力量”。70年代末，工業(yè)化國家在經濟上出現結構調整和產業(yè)轉移的趨勢。根據出國考察團帶回的情況，資本主義國家正處于蕭條時期，產品、技術、資本都過剩，“急于找出路”，僅歐洲就有多達5000億美元的游資。無論日本還是西歐國家，都爭相同中國談貿易，日本、西德、法國爭相借錢給中國。由于美、歐、日從聯手“遏制”中國到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國際環(huán)境發(fā)生重大改變。這是過去可望而不可即的有利時機，也促使中國領導人下決心迅速擴大引進新技術和成套設備的規(guī)模。
從內部說，對于單純的引進，意識形態(tài)上的障礙并不大。畢竟在過去已經有三次對外引進。第一次是50年代，以蘇聯援助的156項重點工程為標志。第二次是在60年代以后，當時中蘇關系惡化，為解決“吃、穿、用”問題，中國先后從日、英等10個資本主義國家引進石油、化工、冶金、電子和精密儀器等技術和裝備，用匯總額為2.8億美元。第三次引進是1973年以后，中國先后同日本、西德、美國等十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廠商簽訂了一批引進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的合同，計劃引進規(guī)模是43億美元（稱為“四三方案”）。1973年以后，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人有過擴大對外設備和技術引進規(guī)模的想法，毛澤東也并不一味地排斥。但這一設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總是受困于黨內斗爭，如1976年張春橋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阻撓進口大慶大化肥廠項目，并與華國鋒發(fā)生沖突。粉碎“四人幫”，則消除了政治上的掣肘。到1977年止，“四三方案”成交金額39.6億美元，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纖、2套石油化工、武鋼1.7米軋機等重大項目。1977年的對外引進是“四三方案”的繼續(xù)，不過引進方案不斷加碼。1977年7月提出的方案是8年引進規(guī)模至65億美元；到11月，增加為150億美元；到1978年3月，增加為180億至200億美元。到7月至9月國務院務虛會時，8年計劃引進的總規(guī)模達800億美元之巨。在一年時間內，計劃引進的規(guī)模擴大11倍多，其總量是過去不可想象的。
■ 國內出現一種利用外資以完成龐大建設計劃的強烈要求
1978年提出的龐大引進計劃，包含著一個從國外“借錢搞建設”的新思路。這與此前的單純引進是完全不同的。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只有在20世紀50年代獲得過蘇聯的貸款，未從資本主義國家獲得過資金援助。中國同西方國家的貿易也大都采取現匯結算的方式進行。1964年還清蘇聯債務以后，中國成為一個完全沒有外債的國家。“既無外債，又無內債”成為中國人引以為傲的一件事。但這并不是說，沒有人想過利用外資。1973年，陳云提出研究資本主義，利用資本主義的想法，其中就有利用外資的內容。當時想到的利用外資的形式，是通過中國的金融機構吸收國外存款。還有一種形式是延期支付。60年代和70年代兩次引進都使用過延期支付的方式，這可以視為初級形式的“利用外資”。除此之外，其他利用外資的方式都是禁區(qū)。中國不接受外國政府貸款和無償援助，更不允許辦中外合資企業(yè)。這個政策一直延續(xù)到1978年春。當年4月22日，外貿部部長李強在一次對外講話中明確說，有六種做法過去不能做的現在可以了，包括：補償貿易，來料加工、來樣加工，用外商商標牌號定牌，協作生產，寄售，分期付款、延期付款。但向外國借款和與外國舉辦合資企業(yè)，仍然是不能做的。
然而，來自國內和國際兩方面的動力很快沖破了這條界線。從國際環(huán)境來看，主要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利用外資的條件，即西德、法國等都主動表示愿意大量借錢給中國。谷牧出訪帶回的信息是：西德黑森州副州長卡里表示，可提供200億美元存入我銀行，供我們使用。北威州州長屈恩在宴會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億美元，可以馬上定下來；接受200億美元，宴會后談判一小時就可以定下來。法國巴黎銀行在代表團回國后，就派人來北京商談提供25億美元存款事宜。以上這些事情都說明了他們解決資金過剩問題的急切心情。就國內而言，主要是當時資金需求量大，實行大規(guī)模引進，外匯嚴重不足。1978年末，中國的外匯儲備僅有15.57億美元。為了解決外匯短缺的問題，中央政治局會上提出了許多辦法，包括：減少糧食、化肥進口，增加原油、原煤和有色金屬出口，發(fā)展旅游業(yè)、手工業(yè)和來料加工業(yè)，積極吸收僑匯，等等。然而，對于800億美元的引進規(guī)模來說，所有這些仍然不敷使用，國內配套資金也嚴重缺乏。從何處籌集建設資金？有兩種方案：一是提高國內的資金積累率，二是引進外國的資金。在當時的情況下，國內的積累已經達到極限，積累率在30%以上，只會降低，不可能再提高。因此，在國內出現一種利用外資以完成龐大建設計劃的強烈要求。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當時也斷言：“如果不尋求國外長期貸款，那么，中國當時提出的特大規(guī)模投資和工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以及隨之而來的對進口方面的巨大需求，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1978年5月30日，鄧小平同胡喬木等人談話時說：“現在的國際條件對我們很有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它們自身的利益出發(fā)，很希望我們強大一些。這些發(fā)達國家有很多困難，它們的資金沒有出路，愿意把錢借給我們，我們卻不干，非常蠢。”6月30日，谷牧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應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條件，盡可能地吸收外國資金的建議，得到大多數中央領導人的贊同。7月到9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確定：放手利用外資，大量引進技術。在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放手利用外資的問題似乎沒有遇到什么阻力。12月15日，李強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兩個禁區(qū)：一個是只接受商業(yè)貸款不接受政府貸款，一個是不允許外商在中國投資。他說：“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到1985年為止，需要一筆相當于幾百億美元的外國貸款，我們的方針是接受政府之間的貸款。”“基本上國際貿易上慣例的做法都可以干。”
■出國考察潮：來自外部的壓力和啟示■
給改革開放決策以巨大推力的，是1978年興起的出國考察潮。其實，出國考察從1977年就開始了。1977年初，一機部部長項南對美國的農業(yè)機械化進行了考察。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長葉志強帶一批專家到日本考察，催生了引進成套設備建設寶鋼的重大項目。這一項目于1978年1月由國務院正式批準。1977年12月底，由國家經委主任袁寶華、外貿部部長李強率領的代表團赴英、法重點考察歐洲的企業(yè)管理。此外，還有輕工部、地質部、農業(yè)部、兵器工業(yè)部、石油部等派出的考察團。起初，出國考察主要為了落實引進項目。1978年提出“有計劃地組織干部到國外去考察”的任務，則明顯是為了尋求國外經驗。華國鋒要求派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看看國外有什么好的東西”，“聯系自己作為借鑒”。
■ 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團至少有四個
1978年，出現了第一次出國考察高潮。究竟派出了多少個代表團出國？目前還沒有具體數字。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團至少有四個：一是1978年3月10日至31日，以李一氓為團長，于光遠、喬石為副團長的中共黨的工作者代表團訪問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二是3月28日至4月22日，以上海市委書記林乎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三是4月10日至5月6日，以國家計委副主任段云為組長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四是5月2日至6月6日，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代表團。這四個代表團都是直接由中央派遣，每個代表團回國后都寫出報告，并向中央領導人匯報。這些報告除了提供引進技術和利用外資的可行性論證，還提供關于被考察國經濟發(fā)展和經濟管理經驗的說明。
訪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代表團回國后，向中央遞交了《關于南斯拉夫計劃工作的考察報告》。報告認為：斯大林試圖把蘇聯經濟體制模式強加給南斯拉夫，被鐵托拒絕，導致蘇、南關系惡化，南斯拉夫不失為社會主義國家，南共不失為堅持社會主義的黨。根據代表團的報告，中共中央決定承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這意味著，在社會主義模式的多樣性問題上，中共中央的觀點有了變化。這個認識的變化對于黨內在思想上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起了重要作用。
赴日經濟代表團報告認為：日本高速增長主要在60年代，10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3.6倍，平均每年增長15.5%。日本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其“竅門”有三條：一是大膽引進新技術，把世界上的先進東西拿到自己手上；二是充分利用國外資金；三是大力發(fā)展教育和科學研究。該報告還指出：日本采取“拿來主義”實現后來居上，因此中國在技術上也應采取“拿來主義”。
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報告說：香港澳門經濟發(fā)展很快，但內地在港澳市場的優(yōu)勢地位下降，內地商品在香港進出口商品總額中占比由27.4%下降到16.6%，遠落后于日本。報告提出可借鑒港澳的經驗，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力爭用三五年的努力，在內地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覽區(qū)。寶安、珠海建立出口生產基地問題的動議是中央部委與廣東省共同商議提出來的。1978年3月，國家計委、外貿部工作組進行調查研究，與寶安、珠海共同制定了生產出口年度計劃和三年計劃、五年規(guī)劃。4月至5月間，段云率團考察香港、澳門后回到廣州，向習仲勛、劉田夫等人介紹情況并交換意見，雙方一拍即合。回京后，考察組寫出《港澳經濟考察報告》并上報中央。6月3日，段云直接向華國鋒等人作了匯報。華國鋒肯定了他們的建議，明確指示：“總的同意”，“說干就干，把它辦起來”。
最重要的一次考察當數西歐五國之行，代表團成員除分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谷牧外，還有水電部部長錢正英、農業(yè)部副部長張根生、廣東省副省長王全國等七八位部級干部和20多名長期從事經濟工作的中央和地方負責人。出發(fā)前，鄧小平專門找谷牧談話，讓他們“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些問題”。代表團行程為5月2日到6月6日，共計36天，先后訪問了西歐五國的25個城市80多家單位。其間，會見了有關政界人士和企業(yè)家，參觀了工廠、農場、城市設施、港口碼頭、市場、學校、科研單位和居民區(qū)，收集了大量的資料信息，參觀的項目以工業(yè)交通為主，范圍涵蓋電力、冶金、機械、公路、機場、港口等，所有先進工藝和設施都引起了代表們的濃厚興趣。代表團回國10天后，起草完成《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之后上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 考察團所看到和帶回來的信息，對中國領導層的思想沖擊很大
中國被封鎖和自我封閉20多年，除少數搞外交和外貿工作的外，大多數領導人都沒有出過國，對于外部世界，特別是對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不甚了了。對許多人來說，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國門，第一次“身臨其境”觀察資本主義和現代化的當代發(fā)展情況。這些考察團所看到和帶回來的信息，對中國領導層的思想沖擊很大。
第一個強烈印象是：沒有想到當代世界現代化會發(fā)展到如此程度，中國與發(fā)達國家之間的發(fā)展差距會如此之大。像日本、西德這樣的國家，國民經濟已經高度現代化了，工業(yè)生產廣泛采用電子計算機，高度自動化；農業(yè)機械化程度很高；整個西歐高速公路形成一個網絡，勞動生產率高出中國相同性質企業(yè)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更是超出中國人的想象。訪歐代表團報告說：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萬工人。法國農業(yè)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10.6%，生產的糧食除供國內消費外，還有40%的谷物供出口。丹麥農業(yè)勞動生產率更高，農業(yè)人口僅占總人口的6.7%，但生產的糧食、牛奶、豬肉、牛肉可供三個丹麥全國人口的需要。出國考察團歸來，差距感和落后感十分強烈。訪歐代表團報告坦率表示：中國與發(fā)達國家比“大體上落后二十年，從人口平均的生產水平講，差距就更大”。
出國考察得到的另一個強烈印象是：西方發(fā)達國家有許多好的東西。這些國家經濟之所以迅速發(fā)展，有一些共同的經驗，包括：強調競爭，強調優(yōu)勝劣汰，十分重視企業(yè)管理；大膽引進新技術，把世界上的先進東西拿到自己手上；從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科學研究，開發(fā)新技術、新產品，推動科學技術迅猛發(fā)展；重視發(fā)展教育事業(yè)，培養(yǎng)科技人才；同時充分利用國外資金；等等。訪歐代表團的報告說：“毛主席曾經講過，歐洲各國的經濟為什么發(fā)展快，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國家較小，中央與地方適當分權，辦事機動靈活。我們這次出訪看到的情況確實是這樣。例如西德州一級政府的權力比較大，許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辦，這很有利于促進經濟的發(fā)展。我們的一個省市，比歐洲一些國家還大，可是省市管理經濟的權限卻很小，很少主動性。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在中央統一計劃下充分發(fā)揮地方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經濟工作就搞不活，也就談不上高速度發(fā)展國民經濟。”關于瑞士、丹麥、法國等國農場主不把自己的農場隨便傳給兒子經營的例子，也給人很深的印象。為了保證農場的經營，這些國家的政府規(guī)定：農場主的兒子要經營父親的農場，必須從農業(yè)技術學校畢業(yè)，取得國家發(fā)給的“綠色教育證書”，還要在其他的農場實習兩年，考核合格才能繼承。
讓出訪者沒有想到的事，還有發(fā)達國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西歐五國工人的工資都相當高，城市人均住房達20～30平方米，農民的生活水平同工人相差無幾，公害也得到很好的治理，社會穩(wěn)定。11月，王震訪問英國。其間，中國駐英大使柯華陪同他訪問過倫敦一個失業(yè)工人的家。這個失業(yè)工人住著一棟100多平方米的兩層樓房，有餐室、客廳，有沙發(fā)、電視機，裝飾柜子里有珍藏的銀具，房后還有一個約50平方米的小花園。由于失業(yè)，他可以不納稅，享受免費醫(yī)療，子女可以接受免費義務教育。當訪問結束時，中國駐英使館人員詢問王震對英國的觀感。王震高興地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再加上共產黨執(zhí)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了。”
當時，影響更大的是同月鄧力群訪問日本回來后到一些單位作訪日情況的報告。鄧力群說：1955年至1976年間，日本工人實際收入增長2.1倍，扣除物價因素，年均實際收入增長6%。除工資外，企業(yè)每年分紅兩次，每次分紅增發(fā)1～3個月的工資，還有其他福利補助。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國平均每兩戶多有1輛汽車，95%以上的人家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唱機、吸塵器、電器炊具等耐用消費品，包括農民在內都穿毛料子，服裝式樣多。商店經營的商品有50多萬種，而我們的王府井百貨大樓僅有2.2萬種，“相比之下，實在覺得我們很寒磣”。不僅如此，出訪者觀察到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奮發(fā)向上”，“事業(yè)心非常強烈”，社會風氣還不算壞，車子不上鎖，商店下班時不上門板，也沒有聽說有人偷，東京的社會治安狀況比北京好得多。鄧力群說：人們的道德品質，可以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隨著產品的日益豐富，逐漸變得好起來。衣食足然后知禮義，不是沒有一點道理。鄧力群對日本在十三四年內就實現了現代化，對日本工人農民生活狀況的改善，對東京比北京“好很多”的社會治安，自然流露出欽羨之意，對中國與日本在現代化發(fā)展上的巨大差距感觸很深。反觀中國，城市職工20多年沒漲工資，人均住房面積僅3.6平方米，擁有三大件（自行車、手表、縫紉機）仍然是多數家庭追求的目標，而在農村仍有2億人口未解決溫飽，相形之下，反差太大了。
王震、鄧力群等人的觀感是真實的、未加修飾的，大體反映了第一次身臨其境體驗資本主義的考察者的共同感受。這些情況在黨內和民眾中都產生了強烈的反響。這次出國考察潮有一個特點：不是以意識形態(tài)的眼光去挑刺，而是著眼于學習和借鑒。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時，這似乎有些不可思議，其實在情理之中。出國考察的所見所聞，改變了人們的許多觀點。
■從國務院務虛會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一系列出國考察帶來的新信息，直接推動了國務院務虛會的召開。6月1日和3日，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赴日經濟代表團和赴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匯報，華國鋒、鄧小平都參加并發(fā)表了意見。華國鋒說：“看準了東西，就要動手去干，不要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鄧小平說：“下個大決心，不要怕欠賬，那個東西沒危險。”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又聽取并討論了谷牧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匯報，華國鋒主持匯報會，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烏蘭夫、王震均出席。大家興致很高，匯報會從下午3點開到晚上11點。聶榮臻說：“過去我們對西方的宣傳有片面和虛偽之處，這反過來又束縛了我們自己。”大家都表示是下決心采取措施實行的時候了。華國鋒說：“外國企業(yè)管理確實有些好的經驗值得借鑒。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不適應，非改革不可。”他要求出國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建議，在國務院務虛，一面議，一面定了就辦。
華國鋒對于考察團帶回的信息不僅重視，而且很興奮。據胡耀邦當時在中央黨校傳達時的說法，7月6日，華國鋒把自己找去徹夜長談，從下午3點鐘到凌晨1點多，談了9個多小時，涉及出國考察團從日本、西歐帶回來的許多信息。華國鋒反復問胡耀邦，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們國家迅速地富強，用他的話是興旺發(fā)達。最后，華國鋒提了兩條，一條出國考察一下，不但部長、副委員長、副總理、省委書記，連有些廠長，也要出國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國。鄧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第二，要號召高級干部學一點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規(guī)律。
■ 華國鋒、鄧小平出國訪問
1978年是領導人密集出國訪問的一年，有12位副總理、副委員長以上領導人先后20次訪問了51個國家。領導人如此頻繁出訪，除了外交需要，很重要的意圖就是要親眼看一看世界各國的現代化究竟已經發(fā)展到什么程度，并尋找中國可以借鑒的經驗。
8月，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據隨訪的朱良回憶，華國鋒了解到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同中國的同類工廠、企業(yè)相比，規(guī)模、設備都不如中國，但效率比中國高出很多，企業(yè)還擠出一部分產品出口換外匯，而中國的企業(yè)權力太小，經營管理有問題。我們關門自己搞，既不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又由國家壟斷出口，企業(yè)產品不能進入國際市場。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農工聯合企業(yè)不僅搞農、牧、畜，而且搞加工，還有自己的銷售網點。華國鋒要四川搞一個、北京搞幾個這樣的企業(yè)。華國鋒看到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對外經濟合作完全放開，搞補償貿易，吸收外國投資，合作經營，生產協作等，并沒有損害國家主權，便當即想到我們吸收外國貸款“似無不可”。華國鋒認為：這次訪問很大的成果，是開闊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差距，我們要爭取時間趕上去。
1978年也是鄧小平出訪最多的一年。年初，他訪問了緬甸和尼泊爾。9月，訪問了朝鮮。10月下旬，訪問了日本。11月，又訪問了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1979年初，又出訪美國。鄧小平的親見，加上其他考察團提供的信息，強化了其緊迫意識，也使其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來。他在1978年9月訪問朝鮮時同金日成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后，什么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從朝鮮回國途中，鄧小平在東北和天津等地反復地談到中國必須改革。他說：中國的體制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后的東西，“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要來一個革命”。他還表示：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后，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和經營方法來管理，“要在技術上、管理上來一個革命”，“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
■ 國務院務虛會召開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務虛會召開，斷斷續(xù)續(xù)開了兩個多月。會議由李先念、谷牧主持，規(guī)模并不大，到會的有六七十人，但規(guī)格很高。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44個重要部門的負責人，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康世恩、耿飚、谷牧、王震、陳慕華全都參加。華國鋒很重視這次會議。在23次會議中，他只有一兩次沒有參加，在會上發(fā)言和插話至少有13次。鄧小平沒有參加務虛會，但聽取了主要匯報。務虛會的主題是研究加快中國四個現代化的速度問題。會上有30多位各部門負責人發(fā)言，幾乎覆蓋了中國建設的各個財經領域。會上，大家暢所欲言，提出：日本、西德兩個戰(zhàn)敗國為什么能夠迅速復興？“上帝只給了太陽和水”的瑞士為什么能夠躋身于發(fā)達國家行列？中外發(fā)展的巨大差距強化了領導層的緊迫感，但許多國家的經驗也使出國考察人員普遍信心倍增。像日本、西德、丹麥，以及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所謂亞洲“四小龍”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時間實現了現代化，說明現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內實現的。華國鋒說：“出去的同志回來后，自信心更強了。去日本、去西歐的同志回來，都提高了信心。對我說了，我的自信心也更強了。原來認為二十三年很快就過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現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國、丹麥也是十幾年。我們有優(yōu)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有九億人口，資源豐富，有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只要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安定團結，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可以趕上去。”谷牧回憶說：“一系列重要思路打開了，包括正確運用價值規(guī)律，改革經濟體制，堅持按勞分配，發(fā)展農村的多種經營等，特別對如何加強技術引進，擴大外貿出口，采取靈活方式利用國外資金等，討論得很熱烈。”
這次會議的意義在于：它對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問題進行了大膽的討論。在國務院務虛會上，幾個問題備受關注：一個是南斯拉夫考察結果；一個是谷牧訪問西歐五國的報告；還有一個是胡喬木、于光遠、馬洪以國務院研究室名義寫的《按照客觀的經濟規(guī)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文。會上的一些發(fā)言很有見解。據于光遠回憶，姚依林引用列寧的一句話“在狼群中要學會狼叫”，說明要了解資本主義，要善于和他們打交道，對與會者很有說服力。
這次會議雖然是務虛，不作決議，但9月9日李先念的總結報告集中了會議的主要成果。報告提出：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生產關系和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筑，放手發(fā)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報告批評說：“我國已經不止一次改革經濟體制，并取得了許多成效。但是在企業(y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往往從行政權力的轉移著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環(huán)，因而難以符合經濟發(fā)展的要求。”報告提出：“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時兼顧中央、地方和企業(yè)的積極性，努力用現代化的管理方法來管理現代化的經濟。”要堅決擺脫墨守行政層次、行政區(qū)劃、行政權力、行政方式而不講經濟核算、經濟效果、經濟效率、經濟責任的老框框，掌握領導和管理現代化大生產的本領，尊重客觀經濟規(guī)律。
胡喬木等人撰寫的《按照客觀的經濟規(guī)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文吸收務虛會的議論，修改后發(fā)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在國外引起重視，被看成是中國改革的重要信號。于光遠說，“這次國務院務虛會起了開拓視野啟發(fā)人們思想的作用”，“如果說我們的黨正視經濟體制中的問題，重視改革，發(fā)軔于這次務虛會，未始不可”。當然，會議在發(fā)展速度和引進成套設備方面也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緒，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的新的大躍進”。
在9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國務院進一步明確提出，經濟戰(zhàn)線必須實行三個轉變：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guī)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tài)，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三大轉變”思想的提出，說明在一點上達成了共識：經濟體制必須改革。
所有這些，為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準備。
■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方針
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定的議程主要是經濟議題，但實際的議程轉到更為重要的政治議題上，也使得國務院務虛會上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話題沒有在會上展開討論。經濟話題討論較多的是農村政策，起草了兩份關于農業(yè)的文件草案。然而，問題不在于三中全會是否對經濟改革進行了多么深入、廣泛的討論，依照當時的認知水平，即使討論也不可能超出國務院務虛會的深度。重要的是，會議充滿了改革的精神。鄧小平在他的主旨講話中說：“如果現在再不進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yè)和社會主義事業(yè)就會被葬送。”葉劍英的講話也表達了這種觀點。他批評許多同志對“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深刻革命”思想準備不足。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進行改革，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
對于經濟改革來說，有三點極為重要：一是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來，擺脫持續(xù)幾十年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和頻繁政治運動的歷史軌跡。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及此后幾十年的變化都根源于這一“歷史性轉折”。二是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定為黨的思想路線，為改革探索打開了意識形態(tài)的空間。三是在“只進不出”的策略下實現了權力結構的變動，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改革班子初步形成。盡管改革在1978年已經醞釀成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仍然可以認為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它以中央全會的權威形式確定了改革的方針。■（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