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般稱1978年為改革元年。然而，對于中國的大轉向來說，1976年是一個更重要的年份。這年秋，毛澤東去世，緊接著粉碎“四人幫”，從而以一種非常規(guī)的方式結束了持續(xù)十年、欲罷不能的“文化大革命”，歷史轉軌的機會已經出現。這時，中共高層開始醞釀結束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集中致力于國家現代化的目標。從1977年開始，中國政治和社會出現了一連串的變化。制定現代化規(guī)劃、擴大技術引進、出國考察、醞釀經濟改革等重要舉措也都在這兩年開始了。在1978年最初醞釀改革開放問題時，并沒有太大的分歧發(fā)生，華國鋒的態(tài)度也是積極的。依照當時面臨的情勢，無論誰掌舵都需要尋找中國發(fā)展的新路子。當然，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啟動改革不可能獲得這么大的推力。如果沒有大批人員出國考察感受到的挑戰(zhàn)和機遇，也不會有這么強烈的緊迫感，要達成改革共識會困難得多。

■“文化大革命”引發(fā)的歷史反思■

中國改革何以在20世紀70年代末啟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為有一個“文化大革命”。筆者要說的是，改革發(fā)生在“文化大革命”后，但改革的因子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伏下了。

■ 思想的覺醒與解放

一場以理想主義為標榜的政治運動，異化為普遍的暴力、持續(xù)的派性斗爭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權爭，“文化大革命”的正當性由此而喪失殆盡。1971年“九一三”事件加速了這一進程，它在黨內及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釋體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們的思想覺醒。1976年清明節(jié)前后，被稱為“四五運動”的抗議活動呈現出與以往運動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發(fā)的群眾運動，表面看是發(fā)泄對“四人幫”的憤怒，背后卻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參加抗議的主力正是全程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中一些人開始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一批“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親身感受到農村的落后與貧困，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相互聯絡、交流情況和看法，討論中國農村發(fā)展道路問題，其中不少人在80年代改革開放中嶄露頭角。

不只是年輕人，包括黨內一些老干部也開始思考這一問題。胡耀邦說：“從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來好像風平浪靜了。實際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滾滾、洶涌澎湃。”毛澤東想通過“文化大革命”改造“舊政府”，但治理國家別無選擇，還得靠老干部。事實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來的領導干部操辦，雖然不見得是同一些人。林彪事件后，更多老干部被“解放”出來。然而，這批人不可能如毛澤東所愿接受“文化大革命”路線，來正確對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澤東很清楚，對“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文化大革命”聚集了否定其自身的力量。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實質上是在當時形勢允許的限度內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扭轉頹勢的一次努力。“文化大革命”也造成一種機會，各級領導人更加接近底層，直面一個真實的中國，這或許有利于他們思想上的解放。這一道理如同1961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地領導人下鄉(xiāng)目睹農村的慘狀，推動了當年的政策調整一樣。后來的事實也是如此，從擺脫“文化大革命”噩夢這一點看，多數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而且從中央到地方出現了一批銳意改革的官員。可以說，“文化大革命”為改革準備了干部。

“文化大革命”帶來了兩大災難性后果：一是傷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階層，特別是精英階層都傷害了。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問題已經成為重大的政治問題。這兩個問題促使黨內和知識界對過去走過的道路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鄧小平多次談到“文化大革命”與改革的關系，他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里。為什么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思想閘門在逐步打開。黨內和民間形成了一個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黨內，其標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組織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各條戰(zhàn)線的撥亂反正，特別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上遇到了阻力。正是這場輿論戰(zhàn)，突破了許多重大禁區(qū)，推動了全國范圍的平反和解決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的進程。數以千萬計的人獲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也改變了中共內部的權力結構。

■ 思想解放推動了經濟領域的撥亂反正

1977年和1978年經濟領域撥亂反正涉及的重大問題有四個：一是糾正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觀點，重新肯定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fā)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重視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對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和按勞分配原則的錯誤批判，重新強調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三是批判對“唯生產力論”的錯誤批判，強調生產力發(fā)展在社會主義發(fā)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實上提出了體制評價的生產力標準；四是提出按經濟規(guī)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這些問題的討論受到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人的重視和肯定，特別是鄧小平直接推動了這一討論的開展。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貫徹執(zhí)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發(fā)表前，鄧小平就看了兩遍，并兩次找起草者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談意見。另一本影響很大的著作，即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鄧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這一時期，鄧小平講得最多的是按勞分配問題。在他看來，物質利益原則仍然是調動積極性以加快發(fā)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有些經濟學家的思考，已涉及整個計劃體制。例如，薛暮橋1978年4月給鄧小平、李先念寫信，就提出研究計劃管理體制問題。6月，他還通過對江蘇和北京的調查，得出一個基本的看法：現在管理體制根本缺點是，不管是條條管，還是塊塊管，都是按行政系統(tǒng)管，既割斷了各行業(yè)之間的經濟聯系，也割斷了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經濟聯系。這種條塊分割體制的典型弊端是：兩個企業(yè)能商量解決的問題必須層層上報，由上級領導機關協(xié)商解決；一天能辦成的事，往往要拖上幾個月。他舉例說：常州東風印染廠的燈芯絨是國際市場的暢銷品，為增加生產，需要多進口染料，而因為沒有外匯，需要向香港中國銀行貸款。銀行完全同意，但必須層層上報到中國銀行北京總行，打了十幾個圖章才辦完手續(xù)，而增加染料進口又要外貿部批準，又得層層上報打了八個圖章。辦完兩項手續(xù)，共花了八個月時間，如果準許該廠直接向香港中國銀行貸款，直接在香港自己購買染料，只要半天時間就夠了。他還看到：江蘇國營企業(yè)的發(fā)展速度不如地方五小工業(yè)，地方工業(yè)的發(fā)展速度又不如社隊工業(yè)。因為地方工業(yè)留利比例（60%）超過國營企業(yè)（利潤全部上繳），而社隊工業(yè)的留利比例（80%）又超過地方工業(yè)。因此，他認為：經濟管理體制的根本問題，不僅是解決條條與塊塊之間的矛盾，而且要解決行政管理與經濟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之間的矛盾。

撥亂反正不只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積極投入撥亂反正的不少人已經具備了改革意識。由撥亂反正走向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正如于光遠所說：“從‘撥亂反正’到改革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是明確體制評價的生產力標準。”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先經濟后政治，或者說是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但鄧小平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恰恰發(fā)生在思想政治領域。一個是人的政治解放，全面平反歷史冤假錯案，解決各領域的歷史遺留問題。另一個是人的思想解放，對歷史的全面反思和總結。如果沒有政治、思想領域的變革為前導，經濟改革是不可能推動的。

■改革的經濟動因■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陷入經濟和民生的嚴重困局。1977年2月12日，國家計委的匯報提綱透露：幾年來國民經濟增長緩慢，工業(yè)生產1974、1976兩年停滯不前，1976年只增長0.6%，鋼產量倒退5年，不少重點工程形不成生產能力，財政連續(xù)3年出現赤字，1976年財政收入只有750億元，相當于1971年的水平。據估計，“文化大革命”對經濟造成的損失達5000億元，相當于新中國成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也是正式報告中首次出現“崩潰邊緣”的說法。

對于“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經濟是否到了“崩潰邊緣”的判斷，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美國一些學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總體上是快速工業(yè)化的過程，改革并不是中國經濟發(fā)展“不可避免的結果”。例如，中國問題學者哈里·哈丁說，“盡管‘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動蕩，導致了中國經濟的蕭條與饑荒，但是，從總體上說，中國在1952年至1975年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增長率。這個增長率超過了其他亞洲大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盡管中國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但毛以后的改革不應被視作是當時中國狀況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有相似看法的還有鮑大可、莫里斯·邁斯納等。國內學者陳東林也不同意“崩潰邊緣”的說法。他根據官方統(tǒng)計數據，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經濟是發(fā)展的。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農業(yè)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這樣的經濟發(fā)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盡管不少人對這樣的統(tǒng)計數據存有疑問，筆者仍愿相信“文化大革命”后公布的數據大體準確，“崩潰邊緣”的說法太過政治化了。

然而，這并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陷入嚴重經濟困局的事實。這一事實集中反映在民生問題上。據有關資料，至少2億農民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許多農民甚至還處在赤貧狀態(tài)。這種境況，令許多直接接觸農民的官員深感愧疚和焦慮。例如，在安徽全省28萬個生產隊中，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隊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隊在40元以下。這也意味著，在安徽省4000萬農村人口中，有3500萬以上的人是吃不飽肚子的。

城市居民生活雖有國家保障，但職工工資20年沒有上漲，生活消費品憑票購買，住房嚴重緊缺，上千萬知識青年、下放干部、知識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員要求回城，全國城鎮(zhèn)有2000萬人等待就業(yè)等，“許多問題都具有‘爆炸性’”。1978年前后，北京和各地出現持續(xù)不斷的上訪和鬧事風潮，其訴求除了政治平反，就是各類民生問題。例如，在住房問題上，全國職工人均住房面積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還少0.9平方米。根據對182個城市的調查，有缺房戶689萬戶，占35.8%。131萬戶長期住在倉庫、走廊、車間、教室、辦公室、地下室，甚至還有住廁所的。居住面積不足2平方米的，有86萬戶。三代同堂、父母同成年子女同室、兩戶以上職工同屋的，有189萬戶。住在破爛危險、條件惡劣的簡陋房子里的，還有上百萬戶。“要求解決住房問題的呼聲極為強烈，不斷發(fā)生群眾結隊上訪，聯名請愿，聚眾搶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現象。”

民生問題不只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而且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鄧小平、陳云這一時期的兩段話集中反映了高層的集體焦慮。1978年9月，鄧小平對地方領導人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同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說：“建國快30年了，現在還有要飯的。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會帶隊進城要飯。”

中國長期走的是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工業(yè)化路子，與之相配套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自50年代以來，中國依靠國家的強制動員和全國人民“勒緊褲帶”，初步建立起了一個工業(yè)體系，走過了工業(yè)化原始積累的最初階段。1952年到1978年，工業(yè)總產值增長15倍，其中重工業(yè)增長28倍，建立了大小工業(yè)企業(yè)35萬個，其中大中型國營企業(yè)4400個。這個成就不應被忽視。但問題在于：這種發(fā)展模式的特征是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產出、高積累低消費。從統(tǒng)計數據看，增長率不低，但人民長期得不到實惠。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這種“勒緊褲帶”搞建設的辦法還可以勉強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政治上的松動釋放出巨大的民生壓力，依靠政治動員強制推行一種發(fā)展模式的基本條件已經不存在，這條路很難繼續(xù)走下去。國營企業(yè)效益日趨下降，同時導致國家財政收入困難。從財政角度看，單純依靠國家財政投資支持國營企業(yè)發(fā)展的老模式也已經到了它的極限。

■農村政策悄然轉向■

■ 農業(yè)發(fā)展滯后是決策層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

“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后的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就召開了有6000多人參加的大規(guī)模的第二次全國農業(yè)學大寨會議。會議紀要指出，農業(yè)上不去“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是擺在全黨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會議紀要指出：農業(yè)存在速度慢、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的問題。糧食增長率、人均占有糧食20年沒有增長。有些多年來的糧食調出省變?yōu)檎{入省，如四川省1976年就調進糧食20億斤，棉花產量徘徊了11年，油料產量還停留在1952年的水平，糖料從1973年以來沒有增長。然而，在一段時間里，中央的總體思路仍然是把開展“農業(yè)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運動作為擺脫中國農業(yè)發(fā)展困境的出路。

所謂“普及大寨縣”，除了“大批促大干”的政治口號外，主要有三項措施：一是繼續(xù)提出1980年實現全國農業(yè)機械化的目標。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關于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yè)機械化的報告》，要求“農、林、牧、副、漁主要作業(yè)的機械化，達到70％”。1978年1月，國務院又召開全國農業(yè)機械化會議，仍然提出“決戰(zhàn)三年”基本實現農業(yè)機械化的目標。這明顯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空頭指標。二是繼續(xù)以“大會戰(zhàn)”的形式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修梯田，造平原，圍海造田、圍湖造田、攔河打壩。主管農業(yè)的副總理陳永貴提出：全國耕地要從占國土面積的10％增加到20％至30％，要求各縣、社都要搞大會戰(zhàn)、大協(xié)作，打人民戰(zhàn)爭。三是采取實際步驟向生產大隊所有制過渡。陳永貴曾向毛澤東建議：把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過渡到大隊，并且取消定額管理、評工記分的計酬辦法，實行自報公議的計酬辦法。鑒于“大躍進”的嚴重教訓，1975年9月3日，毛澤東在審看陳永貴的建議后沒有明確表態(tài)，而是批給鄧小平交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政治局為此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因多數省份不贊成，未形成一致意見。然而，到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二次農業(yè)學大寨會議，卻要求在全國已有7.7%的生產大隊核算的基礎上，選擇10%左右的生產隊“先行過渡”到大隊核算。隨后，一些地方又刮了一陣“窮過渡”風。1977年，內蒙古自治區(qū)過渡的大隊已達到20％，北京郊區(qū)達到50%，陜西有的縣達到70%。

■“農業(yè)學大寨”運動式微

這種農業(yè)發(fā)展模式事實上已走入末路。最突出的是農民負擔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貧困境地。尤其是“農業(yè)學大寨”運動中連年農田基本建設“大會戰(zhàn)”，大量平調生產隊的勞力和錢糧，把社隊“搞空了，搞窮了”。

據薛暮橋回憶，他在1977年就認為：“‘農業(yè)學大寨’不能解決問題，關鍵是要改變政策，農業(yè)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還需要重新研究。”與農民有更多接觸的地方負責人心里更加明白，這套辦法解決不了農民的問題。

1977年6月，萬里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后，下鄉(xiāng)調查3個月，把全省大部分地區(qū)都跑到了，還走進了許多農戶的家里。萬里回憶說：“農民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么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問題？為什么農民的積極性都沒有啦？當然，人民公社是上了憲法的，我也不能亂說，但我心里已經認定，看來從安徽的實際情況出發(fā)，最重要的是怎么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否則連肚子也吃不飽，一切無從談起。”隨行人員回憶說，萬里看到農民的貧困狀況后“淚流滿面”。

為了調動農民積極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guī)定》（簡稱“省委六條”）。“省委六條”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yè)，產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實行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等等。“省委六條”的核心是在政策上為生產隊和農民“松綁”、減負，允許農民有點個體小自由，這是用實際行動反對大寨“大批促大干”那一套做法。“省委六條”雖然引起一些人，特別是陳永貴的強烈不滿，但輿論傾向正在發(fā)生變化。新華社、《人民日報》記者寫了“內參”和通訊宣傳“省委六條”。1978年2月3日，《人民日報》還發(fā)表長篇報道并加按語和評論，肯定和贊揚安徽的做法。

鄧小平也支持地方率先清理政策。1978年l月，鄧小平在同四川省委書記談農村和城市政策問題時說：“我還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yǎng)三只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yǎng)五只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余地沒有，怎么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1978年2月，四川省委也出臺了《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guī)定》，其內容與安徽類似，尤其強調擴大農民自留地和發(fā)展多種經營。安徽、四川兩省的文件都是從“農業(yè)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傳統(tǒng)思路之外尋找農業(yè)的出路。當然，從總體上說，它們均未超出60年代初調整時期的農村政策，但是在兩省執(zhí)行后得到農民的普遍擁護，取得明顯的增產增收效果。

到1978年，中央政策開始悄然變向，“農業(yè)學大寨”的口號逐步為“落實農村政策”的呼聲代替。6月23日，中共中央轉發(fā)了湖南湘鄉(xiāng)縣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報告。7月19日，又轉發(fā)了陜西旬邑解決干部強迫命令打罵群眾問題的報告，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分配不兌現、生產隊沒有自主權、調用民工過度以及干部強迫命令等普遍性問題。接下來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沒再要求全國搞所謂“普及大寨縣”的達標活動，全會公報甚至連“學大寨”的口號都沒有出現。會前按照傳統(tǒng)思路起草的關于加快農業(yè)發(fā)展的文件在會上被推翻，而胡耀邦、胡喬木等人另起爐灶搞了一份關于農業(yè)的決定草案。草案批評了“窮過渡”和“平調風”，強調按勞分配的物質利益原則，批評農村中普遍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宣布今后不準把自留地、家庭副業(yè)和集市貿易當作“資本主義”來批。

“農業(yè)學大寨”運動式微，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少數農民利用這種已經松動的政治空氣走得更遠，開始秘密地搞起過去反復批判過的“包產到戶”，盡管他們只是為了找一條生活出路，也未必理解他們的自發(fā)行動與即將展開的一場改革有什么聯系。但是，這種現象也說明，70年代末中國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內在根源。■（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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