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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陳云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討論中的偏向、偏差■
鄧小平看了部分簡報，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討論中的偏向。還在討論中的10月25日，他找胡喬木等談話，首先肯定了討論中好的意見說：“這次黨內四千人參加的討論還在進行，我看了一些簡報，大家暢所欲言，眾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決議討論稿的篇幅還是太長，要壓縮。可以不說的去掉，該說的就可以更突出。”
然后，他嚴肅、尖銳地指出：“關于毛澤東同志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么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找警衛(wèi)局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說，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zhàn)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干部、戰(zhàn)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lián)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我們能夠取得現(xiàn)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
“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是我們從決議起草工作開始的時候就反復強調的。
“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作。
“現(xiàn)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紅軍時代中央革命根據(jù)地打AB團，打AB團的人品質都不好？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fā)現(xiàn)問題，總結經(jīng)驗教訓，到延安時候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對于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于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這是鄧小平13次談話中分量最重的一次。他著重講評價毛澤東的重大利害關系，要從黨的大局出發(fā)，不能導致否定黨的旗幟和歷史。因為中國共產(chǎn)黨不比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否定了斯大林，還有列寧作為旗幟。鄧小平現(xiàn)身說法地指出，不能光以個人恩怨，把錯誤都歸結到毛澤東個人品質上。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兩次被打倒，遭到批斗，身心受到折磨，長子致殘，他說“文化大革命”是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所以，鄧小平盡釋前嫌，以博大的胸懷從黨的根本利益出發(fā)，肯定毛澤東，是有資格的，是令人心服口服的。
對于暫時不作決議的意見，鄧小平認為，決議一定要作。他后來回顧其必要性說：“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與此同時，陳云也發(fā)現(xiàn)討論中出現(xiàn)了較大偏差。11月上旬，他兩次找胡喬木談話，針對討論中一些人專攻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和責任問題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凌駕于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著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說。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說，有責任，沒有堅決斗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么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在斗爭時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愿待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總之，黨內狀況的形成，不是一個人，是個復雜的過程。
他的話，著重點明了責任問題，成為鄧小平講話的重要補充：毛澤東犯錯誤，黨內許多高級領導干部前期不敢指出和批評，甚至迎合他，造成后來錯誤難以糾正的局勢，也是有相當大責任的。陳云長期作為黨的中央領導人，曾經(jīng)幾次出來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挽救危局，他說這些話也有資格、有分量，同樣令人心服口服。
■陳云提出把中共建國前后60年歷史聯(lián)系起來寫的意見■
4000人討論的后期，胡喬木總結了討論中的18條意見并進行說明，同時，安排改寫第四稿。由于長期處于極度緊張疲勞之中，他病倒了，在陳云一天三次催促下，才住院治療休息。
由于受討論中少數(shù)言論的影響，起草小組11月22日寫出的第四稿仍然加重了寫毛澤東錯誤的分量；刪去了肯定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主觀上還認為是在拯救、保護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等動機的話；增加了“有他個人政治品質和思想作風方面的原因”等話；又提出一個犯錯誤的“毛澤東晚期思想”，與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互相牽扯不清；對建國以來的成就也講得不夠，有“國民經(jīng)濟被拖到崩潰的邊緣”內容。調子比較低沉。
胡喬木住院期間，五次從醫(yī)院出來同起草小組談修改問題。他要求大家不要怕壓力，不要受討論中一些消極意見的影響。他說，這次稿子，吸收了好的意見，也受了消極影響，把反面的東西突出得有點過分，似乎把錯誤講得慷慨激昂就是實事求是。現(xiàn)在的寫法，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似乎我們就是在那里搞斗爭、“反右傾”，沒有做其他的事情。應該把這十年的建設成就寫出來，說明我們現(xiàn)在賴以前進的基礎主要是那十年搞起來的。關于建國以來的錯誤，胡喬木說，毛主席要負重要責任，但不能歸到他一個人身上。現(xiàn)在黨內有一股空氣，似乎別人的錯誤可以放過，毛澤東的錯誤不能放過。研究黨史也有一種傾向，就是要翻案，把毛主席的歷史作用推翻，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
1981年2月，起草小組寫出第五稿。調子有所提高，刪去了“國民經(jīng)濟被拖到崩潰的邊緣”，毛澤東“制定和推行了一條左傾路線”等說法。
鄧小平看了后，感到仍然沒有解決問題，3月9日在談話中再次重申：現(xiàn)在稿子的調門不對頭，和原先設想的方針不對頭，好像錯誤都是老人家（毛澤東）一個人的，別人都對。總的說來，我們犯錯誤還是沒有經(jīng)驗，大家都有責任。他強調，中心問題還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他尖銳地指出：千萬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歷史寫成黑歷史。如果這樣，產(chǎn)生的效果就會使人們痛恨我們的黨，痛恨我們的決議，痛恨我們寫決議的人。3月18日，他再次堅定地指出：這個問題寫不好，決議寧肯不寫。這是中心，是關鍵。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既寫透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性質，又肯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是個難題。畢竟毛澤東從1957年就開始不斷犯錯誤，直到去世前夕還在堅持他的“文化大革命”嚴重錯誤。正像胡喬木當時所說，壓力很大，總感覺這樣兜圈子兜不出去。這時，胡喬木已經(jīng)去外地養(yǎng)病，接替他主持起草的胡耀邦提出一個新方案，寫個簡單的稿子，著重聯(lián)系歷史經(jīng)驗，寫當前的任務和今后的做法，不算細賬。但是，這就不像一個歷史決議了。胡喬木表示不同意，鄧小平也支持胡喬木的意見。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3月24日，鄧小平去醫(yī)院看望陳云。在談話中，陳云提出了把中共建國前后60年歷史聯(lián)系起來寫的意見，使鄧小平長久思考的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他高興地對鄧力群說：“前天我去看陳云同志。陳云同志對修改決議稿又提了兩條意見：一是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jù)。這個意見很好，請轉告起草小組。”
鄧力群去見陳云，陳云在四次談話中更加詳細地談了他的看法。要點是：“決議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使大家通過閱讀決議很清楚地認識這個問題，就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六十年中間毛澤東同志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因此，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么，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jù)；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
陳云還回顧了遵義會議、西安事變、延安整風等重大關頭上毛澤東所作的正確決斷。他說：“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威望，是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建立起來的。即使毛澤東同志犯錯誤的時候，許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厲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績，原因就在這里。老一代人擁護毛澤東同志是真心誠意的。”
■鄧小平：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稿子是個好稿子■
胡喬木在第六稿基礎上按照陳云的意見組織修改。1981年3月底，拿出了第七稿。最大的變化，是增加了建國前28年黨的歷史部分。中央決定，6月召開六中全會，準備討論通過。在此之前，先把第七稿發(fā)給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一些老同志看，根據(jù)意見繼續(xù)修改。
1981年4月初，按照陳云建議修改的第七稿送彭真、徐向前、鄧穎超等幾十位老同志審閱，大家普遍肯定了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認為比較恰當。但是，仍有個別同志堅持自己在4000人討論時提的不正確意見。一位擔任過副總理的老同志說：4000人大討論時我提的意見，幾乎一條也沒有接受。講毛主席犯路線錯誤，已經(jīng)很客氣了，不要回避。“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反革命。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不合法，這點我不讓步。
4月7日，鄧小平聽了匯報后說：“決議稿已經(jīng)經(jīng)過幾輪的討論。討論中間有許多好意見，要接受。也有些意見不能接受，比如，說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黨還存在，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他不為所動地說：有的同志不高興，想不通，對這樣一些意見我們就是要硬著頭皮頂住，堅定不移地按原來的設想改好決議。
為了說明合法性的問題，胡喬木專門查閱了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時周恩來關于出席人數(shù)合乎程序要求的說明。鄧小平根據(jù)這個資料具體地解釋說：“八屆十二中全會時周恩來同志有個說明，說十位中央委員去世，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上十位，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五十位，過半數(shù)了。這就是講的合法性。”“有的同志說，‘文化大革命’中黨不存在了。不能這樣說。黨的組織生活停止過一段時間，但是黨實際上存在著。否則，怎么能不費一槍一彈，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幫’呢？‘文化大革命’中間，我們還是有個黨存在。如果現(xiàn)在否定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說我們有一段時間黨都沒有了。這不符合實際。”
鄧小平的決心使《決議》的起草圓滿地解決了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關鍵問題。從面貌一新的第七稿開始，進入具體修改的最后階段。胡喬木抱病修改了十天，又因為膽囊炎再次病倒住院。在醫(yī)院里，他忍著劇痛堅持對稿子又修改了一遍。
鄧小平看過后，又提了些意見，要求盡快改好。他說目的有三條：一是樹立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形象；二是分清是非；三是不再爭論，團結一致向前看。現(xiàn)在的調子可以實現(xiàn)了。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幕。參加的有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一批老同志及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分為五個組討論第七稿。鄧小平在開幕會上發(fā)表了講話。他感慨地說：“這個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經(jīng)過不曉得多少稿。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討論，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見；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上，又進行修改，反復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幾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現(xiàn)在拿出這么一個稿子來。”
他再次強調了陳云的貢獻：“陳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國以前的二十八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現(xiàn)在前言有了。”
鄧小平滿意地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稿子是個好稿子。這個稿子是根據(jù)一開始就提出的三項基本要求寫的。現(xiàn)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項基本要求的。
鄧小平最后總結說：“總之，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第二，我們三十二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這些錯誤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還是別人也有點份？這個決議稿中多處提到我們黨中央要承擔責任，別的同志要承擔點責任，恐怕這比較合乎實際。第四，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
胡喬木在會議上作了說明。會議經(jīng)過十天討論，充分肯定了這個決議稿，也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如對“毛澤東晚期思想”認為不夠準確。此后，又修改出第八稿和第九稿，決定提交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
■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決議》獲得正式通過■
從6月中旬開始，第九稿提交出席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討論，同時也向4000人討論中的1000人及民主黨派征求了意見。
6月22日，鄧小平在預備會期間講話說：“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jīng)驗，統(tǒng)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xiàn)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xiàn)這樣的要求。”
他指出：“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點，為什么我們這次要強調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時間里，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我們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么都歸功于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我和陳云同志那時是政治局常委，起碼我們兩個負有責任。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也要承擔一些責任。合不合乎實際？也合乎實際。這樣站得住腳，益處大。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原來講要實事求是，以后加一個要恰如其分，就是這個意思。”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一致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會議公報指出：“《決議》的通過和發(fā)表，對于統(tǒng)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地為實現(xiàn)新的歷史任務而奮斗，必將產(chǎn)生偉大的深遠的影響。”這個評價用來評價鄧小平主持《決議》起草工作，肯定毛澤東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的偉大貢獻，也是完全合適的。
通過以上所述，我們看到，正是鄧小平、陳云在關鍵時刻，帶領全黨，既糾正了毛澤東的錯誤，又堅持肯定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他們的堅定態(tài)度和巨大貢獻，已經(jīng)載入史冊。
鄧小平在通過《決議》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會上擲地有聲的講話，言猶在耳：“《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tǒng)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jīng)得住歷史考驗。”“我們相信，這個重大的決策，重大的選擇，是正確的。”■
（題圖說明：1981年，鄧小平、陳云、胡耀邦在人民大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