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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前文藝界很重要的一件事。這場斗爭是江青與北京市委的前哨戰(zhàn)，也是“文化大革命”爆發(fā)的原因之一。
我的丈夫李琪時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參與了京劇改革，在這個工作中因執(zhí)行北京市委意見與江青意見不合，而得罪了江青。
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點了李琪的名，7月李琪含冤而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李琪才真正得到平反。
在這個過程中，不少同志向我講述了事實真相。幾十年來，我做過一些調(diào)查。現(xiàn)將我的所見、所聞寫出來，供研究歷史的同志參考。
■毛主席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劇改革■
北京執(zhí)行毛主席文藝路線，排了很多好戲，積極進行戲劇改革，市委和彭真同志尊重作家和演員，對文藝工作常抓不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63年12月毛主席對文藝工作批示后，更為重視，雷厲風行，抓得更緊，及時對北京文藝工作進行了全面總結(jié)，提出了改進和加強的措施。市委宣傳部部務會議幾乎每次都要研究，傳達領(lǐng)導指示，商量切實可行的具體辦法，改編歷史傳統(tǒng)優(yōu)秀劇上演，要求作家深入創(chuàng)作編寫現(xiàn)代戲。為使領(lǐng)導和有關(guān)方面及時了解情況，出版了《文藝戰(zhàn)線》，及時反映各種情況，及時傳達領(lǐng)導批示。李琪負責文藝工作，對劇本的創(chuàng)編、修改和排演，都要和同志們一起研究，所以看戲多。
李琪參加京劇改革后，與江青對戲劇改革有不同意見，有時就跟我說說。他陪江青看戲，有時也叫我去。但是我一次也沒有去過。
1963年冬，毛主席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劇改革。江青一來就說：主席說了，北京做得好，叫我來學習。當時主席、中央對北京市的工作都是表揚的。彭真和市委歡迎她來，并決定由李琪同她聯(lián)系。江青認為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同她聯(lián)系是慢待了她，不高興。她要市委書記和她聯(lián)系。彭真介紹了李琪的才能和人品，說，你先接觸接觸，不行再換。這樣她才勉強接受。后來彭真告訴我，其實李琪也不愿和江青聯(lián)系，他是服從領(lǐng)導決定才勉強接受這個任務。李琪認為自己管理文藝工作才兩年又不懂京劇，后經(jīng)彭真同志解釋才勉強接受這一任務。他對我說：“江青不好共事，又是主席夫人，萬一出了問題，非同小可。對我個人事小，對市委事大。”因此，他在同江青打交道的過程中，一直謹慎行事。
經(jīng)過一段時間，江青覺得李琪辦事敏捷，有才華，思想敏銳，舉止談吐頗有風度，將李琪介紹給毛主席認識。在中南海，李琪將他寫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淺說》呈主席指正。后來，毛主席見到李琪還說他寫得好，要他寫些哲學方面的文章。
彭真、市委其他領(lǐng)導歡迎江青來，文藝工作者也尊重她的指示。但是她以特殊身份出現(xiàn)，不是來調(diào)查研究，而是指手畫腳，挑剔刁難，使大家誠惶誠恐，不敢大膽工作。大家為了文藝工作的發(fā)展，就在江青的壓力下，盡量避開江青的阻礙，克服困難，各盡其職，認真工作。
我們黨歷來認為，領(lǐng)導和被領(lǐng)導都是平等的。上級對待下級要關(guān)心愛護，下級對上級要尊重，互相之間都要體諒、幫助。不論對任何事都要發(fā)揚民主，聽取大家意見，對的應采納，不對的應解釋。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不同認識是許可的，這對工作有好處。彭真同志就是這樣做的。可是，江青的做法卻恰恰相反，動輒指責、刁難、罵人；不許別人提不同意見，哪怕是稍加說明，就會被說成是不聽她的話、驕傲自大。
1963年12月14日，《北京日報》發(fā)表社論《讓現(xiàn)代戲之花盛開》。李琪特別讓加上：“演現(xiàn)代戲光榮，演優(yōu)秀的歷史戲同樣是光榮的。……過去藝術(shù)實踐證明，凡是經(jīng)過認真推陳出新的傳統(tǒng)劇目，或用新的觀點來編寫的優(yōu)秀歷史劇目，同樣能很好為今天廣大人民服務。”彭真、市委宣傳部堅持了（傳統(tǒng)戲、新編歷史戲與現(xiàn)代戲）“三并舉”的方針。江青看了這篇社論很不滿意，認為是表面擁護京劇改革，實際上是反對京劇改革。
■江青成了京劇改革的“旗手”■
京劇《蘆蕩火種》是根據(jù)滬劇《地下聯(lián)絡員》改編的，原本是江青推薦的，劇作家汪曾祺等改編。
李琪根據(jù)彭真同志意見，親自抓這個戲的排練工作，積極發(fā)揮藝人的才智和大家的作用，集思廣益，聽取大家意見，并要求既要有京劇的特色，又要有現(xiàn)代戲的風貌。李琪同意大家的意見，面向群眾公開試演，目的是聽聽群眾意見。劇團開始登廣告賣票，票賣得很快。賣了三天票后，李琪在家接到江青的電話：堅決取消公演。李琪氣得臉煞白，兩手發(fā)抖，坐下久久不開口。我問怎么了，他未回答，馬上給劇團負責人打電話，說：“江青同志堅決不許上演。改演別的戲，給群眾解釋，不愿看的可以退票。她原來同意可是又變了，只得照辦，麻煩你們了。”他在說服劇團同志。后來，他對我說，江青的突然襲擊，害得大家白忙了幾天，真難為劇團同志們了，辛苦了幾天賣票，還得辛苦地把票收回來，得費多少口舌，還會引起群眾不滿。群眾不知原因，定要怪劇院多變。
《蘆蕩火種》經(jīng)大家嘔心瀝血，共同奮斗成功了，大家都很滿意。可是江青不滿意。她把中國京劇院著名導演肖甲等幾位負責人找去，要他們把“茶館”一場戲去掉。大家討論幾次不同意去掉。茶館里的三方對唱也是劇中重點的一場，唱、演都十分精彩，可以說是戲中之戲。肖甲說，掌握生死簿的人，教生才能生，引起大家大笑。李琪和彭真同志都認為必須保留。經(jīng)過大家努力爭取，“茶館”一場戲總算保留下來了。周總理后來說保留得好。大家都學著唱，說明群眾很喜愛這段唱。1964年7月全國會演中，也得到大家的好評。1964年7月23日晚上，毛主席看了演出，肯定這戲排演得好，并上臺和演員合影留念。大家勝利了。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肯定，江青還可能要堅持去掉“茶館”一場。但在成功后，卻成了江青的樣板戲，成了她的功勞。
毛主席看京戲《蘆蕩火種》時，彭真讓李琪坐在主席旁邊，便于匯報。李琪謙虛地推辭。彭真同志風趣地說：今天陪，是你演主角。他只好遵命。主席看完戲，很滿意，指示將劇名改為《沙家浜》，說這樣更合實際。然后上臺接見演員，大家都很高興。《沙家浜》是反映新四軍斗爭的，陳毅副總理很高興，看了好幾場。彭真更為關(guān)心，直接過問戲劇改革。他經(jīng)常看排演，與名演員馬連良、張君秋及青年演員馬長禮等座談，還找編劇、作家座談，聽取大家意見。戲劇改革在作家、演員等努力下取得很大成績，但江青霸為己有，她成了京劇改革的“旗手”。
■江青和北京市委的分歧越來越大■
昆劇是人們喜愛的傳統(tǒng)劇種之一。《晴雯》是王昆侖副市長寫的劇本，內(nèi)容寫的是《紅樓夢》中賈寶玉的丫環(huán)晴雯。劇本寫得好，演得也很好，演員充分表現(xiàn)了晴雯的特點。雖然唱詞不大能聽懂，但有字幕，演得成功。事后李琪接受王昆侖同志的意見，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報刊上。彭真同志關(guān)心地說：“好戲、好的文章也得注意，不要為此引起有些人的不滿。”可能彭真同志已覺察出江青對北昆劇團的看法。果然，江青到北京搞劇改實驗，提出取消北昆劇院。先是要改為昆劇隊，李琪反映大家不同意。為了保留這個劇種，打算改為昆劇團，市委多次想方設法保留這個劇團。一直堅持到1966年初，在江青的壓力下，不得不取消了北昆劇團。如今，昆劇院又恢復了。
《箭桿河邊》，是北京作家劉厚明在順義縣根據(jù)一些素材創(chuàng)作的，反映農(nóng)村的階級斗爭。江青看了說，正不壓邪。
《礦山兄弟》，反映門頭溝京西煤礦的一個側(cè)面，于是之、趙起揚同志寫的，北京人藝演出，參加了華北現(xiàn)代戲的會演。當時正批“中間人物論”，有人提出《礦山兄弟》里的老二是“中間人物”，這對工人階級來說不妥。這一提法正合江青的心思，要作為開展批判的對象，在會演上引起爭論。1964年11月18日，彭真觀看話劇《礦山兄弟》，認為這戲好，有教育意義。
當時報紙大批特批“中間人物”，正常意見不能說話辯解。好戲也不敢多演，只許演完美無缺的英雄人物。事實上，先進、中間和落后是密切、有機聯(lián)系的，全面反映對大家教育更深，尤其是戲劇。
《山村姐妹》，是反映昌平農(nóng)村搞果樹技術(shù)改革的話劇，劉厚明編寫的，由北京人藝和農(nóng)村文化工作隊上演。排演中，李琪要我（時任農(nóng)林局副局長）找?guī)孜还麡鋵＜胰プ劇？戳朔从侈r(nóng)村的戲，大家很高興，也很重視，提了些建議。當時劇團的負責人和演員都重視我們的建議。排演后，參加了華北局現(xiàn)代戲會演，得到大家的好評。1964年5月16日至25日和1965年，彭真、劉仁等兩次觀看北京市職工業(yè)余文藝創(chuàng)作會演節(jié)目。可江青卻認為這出戲是演北京的，《礦山兄弟》也是演北京的。演北京的戲多了，后來竟成為北京市委的“罪狀”。李琪說，彭真同志要求作家深入生活，去農(nóng)村、廠礦企業(yè)，反映北京，卻成了“大北京主義”，是“宣揚北京成就鬧獨立”的一種表現(xiàn)。
《杜鵑山》，原名《烏豆》，是反映堅持井岡山斗爭的戲，由北京京劇團演出。主角烏豆由裘盛戎演，女主角黨代表由趙燕俠演，鄭老萬由馬連良演，演得好，劇情教育人，激勵人。1964年6月24日，彭真看這出戲的排演，在休息時和演員座談，說：反映工農(nóng)紅軍在井岡山斗爭生活的戲是好戲，可以站得住。劇本大部分可以先定下來，演員就好琢磨了。劇本不定，五心不定。劇本中有一部分還要改一改。座談中還對主要人物塑造，紅軍的官兵關(guān)系、軍民關(guān)系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見。他鼓勵著名京劇老演員馬連良說：你64歲了，背臺詞相當辛苦，為了這個也應該表揚你。
江青看了卻有意見，認為沒有突出黨代表，女主角唱詞也少。她還說男主角用錯人了，有損英雄人物的形象。
市委、李琪認為對從舊社會過來的名角，不能要求太苛刻，他們是名角，有演現(xiàn)代戲的愿望，排練時很賣力氣，演出后反映都好。江青卻說現(xiàn)代戲還必須是中青年演。北京很重視人才的培養(yǎng)，譚元壽、馬長禮、李元春等等，擔子都很重。青年人也需要中、老年名演員帶，這和干部的培養(yǎng)使用是一個道理。而演戲更是不同，唱、念、做、打等，都不是一日之功，得經(jīng)過嚴格的訓練。培養(yǎng)一個好演員比培養(yǎng)干部還難，只是性質(zhì)不同罷了。搞藝術(shù)，男演女角，女演男角的著名演員多得很，像梅蘭芳、程硯秋、丁果仙，毛主席和周總理都很器重和尊重他們。各有各的好，不能千篇一律，更不用說對待名家了。
后來，江青又組織汪曾祺、張艾丁等在《烏豆》基礎(chǔ)上改編為《杜鵑山》，演出時不用馬連良、趙燕俠。《杜鵑山》也成了她的樣板戲。
《南方來信》，是評劇院根據(jù)反映越南反對美帝斗爭的話劇《南方來信》改編上演的，馬泰主演。這出戲不僅中國人看了感動，1965年7月1日，來訪的越南客人看了也很高興。可江青看了卻說是趕任務，粗制濫造，反映英雄人物的事跡不夠。
彭真同志提出要發(fā)動作家和群眾“寫北京、演北京”。北京市還開展了各條戰(zhàn)線、群眾性的文藝活動，群眾自編自演節(jié)目，為文藝戰(zhàn)線增加了活力，形成了業(yè)余的文藝力量。江青看不起業(yè)余演出，不僅認為分散精力，還把“寫北京、演北京”列為北京市委的“罪狀”。
■彭真要李琪“不要膽小怕事”■
李琪曾說過，江青找他多次，他對江青越來越反感，不愿意見到她，而愿離得遠遠的。“文革”開始后，江青就講李琪是個“死頑固”，是彭真的“死黨”，是死不回頭的“死硬派”，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1965年底，李琪到房山縣黃辛莊搞“四清”，他高興地說：“這樣江青就不打擾了。”但江青在1966年還是把他叫到上海，但又不見他。張春橋每天都去看他，勸他多看看上海，再等等。過了半月之后，江青才見他，見面就指責他：“不準老子試驗，老子到別處試驗。”惡言惡語。李琪只好聽著。他于1966年春節(jié)前兩天（1月19日）回來，向市委負責人劉仁、萬里、鄭天翔三位書記作了匯報。
經(jīng)市委研究，同意了江青的意見，要李琪以他個人的名義，給江青寫信，匯報了市委的意見。后來，我從檔案中發(fā)現(xiàn)了這封信，主要內(nèi)容如下：
我從上海回來后，即把您的意見向市委作了匯報。市委討論以后，我當即把討論的意見在電話中扼要地告知李鴻生同志，想已知道。
1.關(guān)于把北京京劇團全團作為您的實驗團的問題，市委又作了最后的確定。薛恩厚同志已向全團宣布，目前全團情況很好。
2.關(guān)于取消北昆充實京劇團的問題，市委已作了決定，北昆現(xiàn)有一百人（演員四十余人），北京京劇團準備挑選七十人左右，包括您說的人，由文化局安排。當然有些同志還會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原來的昆劇演員要試驗一點革命戲也可容許他們試驗。
3.關(guān)于馬連良、張君秋、裘盛戎的問題。根據(jù)您的意見，裘仍然留在北京劇團（春節(jié)中他演出《雪花飄》小劇頗受觀眾的歡迎）。關(guān)于馬連良、張君秋的問題，市委研究了您的意見。他們又有演現(xiàn)代戲的要求，也還有些觀眾看，因而決定他們到京劇二團，除了在戲校教戲外，也還可以演一些他們能演的革命現(xiàn)代戲，或可允許演的老戲。我昨日已找他們談了，準備過幾天他們就到二團去，可以允許演的老戲，社會主義建設的革命現(xiàn)代戲，大型的革命現(xiàn)代戲，他們也可以學過來演。
以上就是市委討論的意見，特此函告。
這封信寫好后送市委主要領(lǐng)導同志審閱。李琪在上面這樣寫著：“劉仁、天翔、萬里、鄧拓同志，送上我給江青同志寫的一封信，彭真同志說請你們看后再還給他看。”
本來李琪從上海回來后心情就不好，給江青寫了信更為不安。這封信經(jīng)過書記們的傳閱，作了一些改動，有的口氣變了。李琪怕引起江青的不滿，會使江青認為市委壓她，起碼也是對她的不尊重，這封信會引起麻煩。所以他向彭真同志建議不發(fā)為好。但彭真同志堅持要發(fā)，要他照辦，“不要膽小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