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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循仁:從省委書記到落發(fā)為僧(上)
      來源:《黨史博覽》2012年第7期  作者:葉介甫  點擊次數(shù):

              鐘循仁于1927年春參加革命,同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興國縣委書記,永(豐)吉(安)泰(和)中心縣委書記,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粵贛省委執(zhí)行委員,贛南省委書記兼贛南軍區(qū)政委,閩贛省委書記兼閩贛軍區(qū)政委等職。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鐘循仁獨立領導閩贛邊區(qū)的革命斗爭,后因閩贛軍區(qū)司令員宋清泉拉隊伍投敵叛變,余部在突圍中被沖散,他與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楊道明一同出家當了和尚……

       

      ■毛澤東說:“興國模范縣,事實上是在鐘循仁手上創(chuàng)造出來的。”■

      19269月,北伐軍進駐贛州城后,共產黨員陳奇涵等人以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特派員身份,回到家鄉(xiāng)興國縣開展工農革命運動。他們在公開建立工會、農會的同時,還在縣城、城郊及長岡、高興等鄉(xiāng)秘密發(fā)展共產黨員。鐘循仁于1927年春參加了高興鄉(xiāng)農民協(xié)會,積極投身到農民運動中。

      1927年春,在中共興國臨時縣委的領導下,鐘循仁與他的青年伙伴們在家鄉(xiāng)組織起第一支農民武裝——高興赤衛(wèi)隊,并積極帶領群眾開展抗租、抗糧、抗稅、抗捐、抗息的“五抗”運動。

      193012月底至19319月,國民黨軍隊相繼對中央主力紅軍發(fā)動了三次大“圍剿”。興國縣作為國民黨軍進攻紅軍的戰(zhàn)略要地,一次次大兵壓境。在長達9個多月的時間里,位于反“圍剿”前哨陣地的高興區(qū)所受到的破壞極為嚴重。時任區(qū)委書記的鐘循仁遵照中共上級組織的指示和毛澤東的教導,積極組織全區(qū)群眾進行堅壁清野,領導各鄉(xiāng)游擊隊與國民黨軍開展靈活多變的斗爭,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紅軍的反“圍剿”作戰(zhàn)。與此同時,鐘循仁先后在各鄉(xiāng)組織起一支支擔架隊、運輸隊、救護隊,奔赴前線,支援紅軍作戰(zhàn)。

      在第三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后,一度被撤銷的中共興國縣委員會重新組建。鐘循仁奉命調縣委工作,起初擔任巡視員,不久改任組織部部長。由于他工作能力強、作風樸實、團結同志,深得縣委書記賀昌的賞識。19322月賀昌調中共中央工作時,舉薦鐘循仁接任縣委書記職務。這個時期,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在臨時中央政府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領導下,各項建設事業(yè)都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并逐步地予以推行。無論是農業(yè)生產、經濟建設、文化教育事業(yè),還是擴大紅軍、支援前線、擁軍優(yōu)屬等群眾工作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中尤以擴紅參軍最為突出。在19329月的擴紅競賽中,興國縣用10天時間擴充紅軍1600余人,超額完成任務,獲全省擴紅工作的桂冠。緊接著在貫徹中共江西省委3個月(10月、11月、12月)擴紅沖鋒計劃中,興國縣又以2727人參加紅軍的成績,再次奪得全省第一名。更為可貴的是,以鐘循仁為首的縣領導一班人,處處模范帶頭,言傳身教,逐漸在全縣干部中培養(yǎng)起至今仍為人傳頌的“蘇區(qū)干部好作風”。

      1933年春,中共江西省委在組織10縣參觀團赴興國參觀時,特別強調要求“各縣代表從實際參觀中學習興國這一革命戰(zhàn)爭動員的模范縣的一切工作作風和他們的艱苦奮斗的精神”。當年興國縣被譽為中央蘇區(qū)模范縣,曾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高度稱贊。毛澤東說:“興國模范縣,事實上是在鐘循仁手上創(chuàng)造出來的。”

       

      ■協(xié)助紅軍架起五座浮橋,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邁出萬里長征第一步■

      19334月,中共永吉泰中心縣委書記毛澤覃受到臨時中央的錯誤批判,并被撤銷了職務。鐘循仁受命接任永吉泰中心縣委書記。但時隔不久,臨時中央將他調往福建,接替張鼎丞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一職。9月,鐘循仁被任命為中共粵贛省委執(zhí)行委員,協(xié)助省委書記劉曉主持粵贛省的工作。

      鑒于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利,中共臨時中央決定率領主力紅軍撤出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為適應今后戰(zhàn)爭及撤退的需要,臨時中央于19348月作出決定,將原贛南戰(zhàn)地委員會所屬于都、贛縣、楊殷及粵贛省的登賢等4縣組成贛南省。鐘循仁臨危受命,擔任中共贛南省委書記兼贛南省軍區(qū)政委。

      9月初,鐘循仁離開粵贛省前往贛南省委駐地于都縣城。于都縣是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撤離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前的主要集結地。為了使這支擁有8萬兵力的龐大隊伍能在最短時間內渡過于都河,隱蔽而迅速地到達突圍地點,從1012日起,各軍團都派出了工兵部隊,先后來到于都縣架設橋梁。于都河亦稱貢江,流經于都縣城東門外,江面寬300米至600米,且水深流急。贛南省軍區(qū)接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責成協(xié)助造橋的命令后,立即調集了大批地方部隊和民工開赴造橋工地,并派人協(xié)助紅軍戰(zhàn)士四處尋找木船,籌備各種建橋材料。鐘循仁更是忙得馬不停蹄,從勘察地形、選擇各渡江點到組織建橋所需的人力、物力,甚至造橋部隊的日常生活,他都親自過問。經過造橋軍民的日夜奮戰(zhàn),只用了五天時間,于都河上神話般地架起了五條“長虹”,從而保證了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按照既定時間順利渡過了于都河,邁出了萬里長征第一步。

      自從各路主力紅軍于10月份先后來到于都縣境集結待命后,紅軍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的消息迅速在贛南省所屬各縣悄悄傳開。“主力紅軍走了,我們地方干部怎么辦?”這是當時擺在贛南省全體干部面前的一個現(xiàn)實而嚴峻的問題。為了穩(wěn)定各級干部的情緒,在鐘循仁主持下,中共贛南省委于10月中旬召開了全省白區(qū)工作會議和全省三級干部大會。毛澤東參加了1015日的大會,并作重要講話,使各級干部清楚地認識了當時國內革命戰(zhàn)爭的形勢以及主力紅軍這次撤離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意圖。

       

      ■中央革命根據(jù)地斗爭形勢惡化,奉命調任閩贛省委書記■

      中央主力紅軍離開于都后,為了牽制國民黨軍,使中央機關能順利地轉移出去,中共贛南省委當即在省直屬機關建立起一個獨立營,協(xié)同于都、贛縣等地的地方紅軍、游擊隊,開赴贛粵邊與國民黨軍作戰(zhàn)。同時組織全省軍民進行堅壁清野,做好迎擊國民黨軍的應變工作。

      11月初,國民黨軍兵分數(shù)路向于都縣城進逼。中共贛南省委、省蘇維埃政府、贛南軍區(qū)全部移駐于都的小溪。根據(jù)中共蘇區(qū)中央分局關于加強游擊戰(zhàn)爭的指示,鐘循仁在小溪主持召開了省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樂天為書記,楊尚奎為副書記的信(豐)(南)康贛(縣)邊特委和信康贛邊軍分區(qū)。1117日,于都縣城被國民黨軍占領。為了適應今后游擊戰(zhàn)爭的需要,贛南省委與省蘇維埃政府合并組成贛南工作團,由鐘循仁任團長,領導贛南部分地方紅軍在贛粵邊的高山密林中展開游擊戰(zhàn)。

      193412月下旬,鑒于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形勢日趨惡化,中共蘇區(qū)中央分局研究決定,將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的主力紅軍第二十四師化整為零,分散游擊。中央分局機關除項英、陳毅、賀昌3人外,其他領導均派往各地以加強領導。與此同時,中央分局決定調贛南省委書記、贛南軍區(qū)政委鐘循仁前往福建,接任中共閩贛省委書記等職務。

      19351月初,鐘循仁動身前往閩贛根據(jù)地。由于當時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已經丟失殆盡,從于都到閩贛省委機關臨時駐地彭湃縣,沿途敵軍重重,碉堡林立,中央分局決定派出一個營的兵力予以護送。閩贛省委在接到中央分局的電報后,立即委派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楊道明帶一個連的人到瑞金的隘前接應。鐘循仁在赴閩贛根據(jù)地的途中幾經激戰(zhàn),到達瑞金的隘前時,身邊僅剩下幾十個人了,幸虧楊道明帶隊伍及時趕到,才得以安全抵達省委機關。

      抵達省委機關后,鐘循仁不分晝夜地找干部個別談話、聽取匯報。讓他焦慮不安的是,軍區(qū)幾個主要領導與省委、省蘇維埃負責人之間嚴重不團結的問題。矛盾的主要癥結在軍區(qū)司令員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參謀長徐江漢三人身上。他們一向不把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的負責人放在眼里,尤其是在省委、省蘇維埃政府隨同軍區(qū)撤出寧化以來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

      盡管此時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已合并組成閩贛根據(jù)地的最高領導機關——省委工作團,但他們仍然我行我素,從不與省委工作團聯(lián)系和研究工作。為此,鐘循仁決定召開省委工作團與軍區(qū)領導人的聯(lián)席會議。會上,他首先將主力紅軍長征前夕毛澤東在贛南省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中央分局書記項英最近對閩贛省委工作的指示作了傳達,希望通過對中央領導指示的學習,雙方能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統(tǒng)一認識。

      宋清泉、彭祜等人根本聽不進上級的指示。在討論閩贛部隊今后的行動方針時,他們不顧中央分局關于堅持閩贛地區(qū)斗爭的部署,提出要把部隊帶到閩南去,開辟所謂的新游擊區(qū),遭到省委工作團的一致反對。這次會議不歡而散。軍區(qū)幾個主要領導從此對鐘循仁產生不滿。

      當時還有一個緊急而棘手的問題,即處理所謂“AB團”分子方志純。方志純原是中共閩贛省彭湃縣委書記兼城防司令。幾個月前由于對省委和軍區(qū)領導人在工作上提出過批評,被省肅反委員會當做“AB團”分子抓了起來,一再受到審問和嚴刑拷打。閩贛省黨政機關撤出寧化城以來,一路上省保衛(wèi)局將其與另一個“AB團”分子、省委宣傳部原部長劉炳龍監(jiān)管在一起。

      2月中旬,部隊在一次轉移途中,劉炳龍乘機帶槍逃跑,叛變投敵,致使軍區(qū)所屬紅十二團連遭國民黨軍襲擊,傷亡很大。于是軍區(qū)領導人想立即處死方志純,以免留下后患。

      當宋清泉、彭祜向鐘循仁提出這個問題時,鐘循仁感到非常為難。批準吧,過去黨在這方面的教訓太多了,不能再干那種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了。不批準吧,自己對方志純的過去全不了解,原肅反委員會的其他領導同志也不好表態(tài),誰也保證不了不會再發(fā)生“劉炳龍事件”。正在他猶豫不決之時,方志純本人提出了要求,在處決之前將他的情況給中央分局書記項英發(fā)個電報。鐘循仁也想到應向中央分局匯報,遂答應了方志純的要求,立即派人發(fā)電報告訴項英。項英很快回電,明確指出方志純是個好同志,不是“AB團”分子。于是鐘循仁決定將方志純釋放并重新分配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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