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網(wǎng)站首頁 > 紅墻紀事
1999年3月21日上午，我們六位曾在江青身邊工作過的人員和其他兩位老同事，一起去拜訪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階平。
那天，碧空如洗，風和日麗。我們的心情也很舒暢。吳老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在客廳擺放了鮮花、水果，沏好了清香的茶水，等候在那里。他說：我們有20多年沒有見面了，十分想你們。見到你們，我的心情十分高興和激動。
吳老笑容滿面地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幾頁記錄，興致勃勃地和大家一道回憶起往事。
吳階平說：1968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門診部一位叫董長城的醫(yī)生，把我叫到中南海，說要帶我去一個地方。我問到哪里，他嚴肅地說：你別問，去了就知道了。他要了一輛汽車，把我?guī)У搅酸烎~臺17號樓的小客廳。我奇怪地問：你把我?guī)У竭@里干什么？他說：我把你帶到這里就算完成了任務，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一會兒，周總理和汪東興來到小客廳。總理很和藹地對我說：吳大夫，江青同志病了，發(fā)高燒，我們經(jīng)過認真了解和研究，決定請你給她做保健醫(yī)生。你有什么意見和困難嗎？我趕緊說：總理，我是泌尿科醫(yī)生，做保健工作有一定的困難。總理耐心地說：你有困難可以提出來，想辦法克服嘛。我說：最好找一位內(nèi)科醫(yī)生，例如北京醫(yī)院的內(nèi)科專家吳潔同志，他比我更合適。總理仍然很和氣地說：可以嘛，請他來。他來了，也是由你組織會診和研究治療方案。我想總理工作很忙，日理萬機，我不能占用他很多時間，況且，他的指示我還是要堅決執(zhí)行的。我不好再推辭，就說：那我就試試看吧。總理說：不是試試看，是一定要認真努力干好，這是政治任務。我說：是。
周金銘（曾任江青的警衛(wèi)員）回憶說：那是1968年深秋的一天晚上，江青和姚文元一起在釣魚臺17號樓看程硯秋主演的《荒山淚》。江青一邊看一邊掉眼淚，看完以后，就立即提出要去看望程硯秋的夫人。我們工作人員都不知道程夫人住在什么地方，找北京市的相關單位問了大概位置，老楊開著一輛破吉普車，邊走邊打聽。江青的車跟著在后邊走，汽車開得很慢，好不容易才找到程硯秋的家。程夫人了解到江青是專程來看望她的，很高興，也很激動，一再向江青表示感謝。江青問：你保存沒有保存程硯秋的劇照？程夫人說：有。于是，她就很快拿出了幾本大影集擺在江青面前。江青小心翼翼地打開，一張一張地欣賞，看了很長時間。那天晚上下著小雨，刮著風，氣溫比較低，江青受涼了，第二天就發(fā)起高燒，一連幾天都不退。江青很緊張，總理也著急，才把吳老請到江青那里，負責她的保健工作。
江青沒病要輸血
吳階平回憶說：大概是1971年，有一天，江青突然提出要輸血，問我有沒有副作用。我說，人跟人不一樣，有的輸血有副作用，有的沒有。我心想：江青身體好好的，輸什么血呢？萬一有了副作用，她怪罪下來該怎么辦呢？為了慎重起見，我打電話請示周總理。總理說，她要求輸血就輸吧，但是，要認真做好各種搶救準備工作，搞一套方案，做到有備無患。江青這個人很奇怪，別人輸血是躺著，她非要坐著輸，一邊看電影，一邊輸血。輸了一半，她說不舒服，我們就把輸血針頭拔掉了。以后，她再也沒有提起輸血的事。
我補充說：第二天，江青叫我打電話向主席報告她輸血的事，并提出以后還要輸血。毛主席得知江青在沒有患病、不需要輸血的情況下輸血，很不滿意，立即叫秘書打電話給江青：“現(xiàn)在身體沒有大的毛病，還是食物治療的好。雞鴨魚肉逢者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即行。身體稍有不適，無須大驚小怪。身體的好壞，主要是靠內(nèi)因起作用，同時，也靠鍛煉。”
江青疑心大
鄔吉成（曾任中央警衛(wèi)局副局長）也說：那個時候，江青對我也很不滿意，也沒有叫我去廣州，是叫中央警衛(wèi)團副參謀長李連水同志去的。
我解釋說：那個時候，江青懷疑吳老指使周淑英（曾任江青的護士）做“壞事”，和小周合起伙來“傷害”她的身體。小周被江青抓起來了，江青懷疑吳老也不是好人。因為吳老是中外馳名的醫(yī)生，對吳老高超的醫(yī)術、崇高的醫(yī)德、廣博的知識、很好的表達藝術和很強的組織能力，很多中央首長都表示特別滿意，都愿意叫吳老看病，江青也離不開吳老，所以，她才對吳老沒有下毒手。
吳階平接著說：1975年康生病重，中央叫我擔任康生醫(yī)療小組組長。康生去世以后，又安排我擔任周總理醫(yī)療小組組長。那時，中央還成立了由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等人組成的醫(yī)療領導小組。我們醫(yī)療小組針對總理的病情，經(jīng)過反復認真的檢查和研究，拿出治療方案，經(jīng)醫(yī)療領導小組批準以后，才能進行治療。我們對總理的病情診斷和治療工作，非常認真和謹慎，責任重大呀！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但是由于他病情嚴重，醫(yī)治無效，于1976年1月8日不幸逝世。后來，我又擔任了主席醫(yī)療小組組長，我們同樣盡了全力進行醫(yī)治，但是很不幸，毛主席于同年9月9日離開了我們。毛主席去世以后，我被派到地下工事保護主席的遺體。有一天，汪東興同志到地下工事檢查工作，他老是對著我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問他笑什么，他說：你是一個好醫(yī)生、好同志，但是，江青說你是個特務，真是莫明其妙。1977年，毛主席紀念堂建好后，主席的遺體轉送到紀念堂，我的任務才算完成了。從那時起，我才有了到外地和出國的機會。我明白，周總理和汪東興同志多次保護過我，我非常感激他們。
高成堂（曾任汪東興的秘書）說：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汪東興同志犯了錯誤，為此多次作檢查，最后一次檢查，毛主席認為他的檢查可以了，原諒了他。可是江青卻不原諒，抓住他的錯誤不放，認為徹底打倒他的時機到了。林彪、葉群摔死以后，江青說：主席身體好好的，為什么說病就病了呢？這是因為主席身邊有一個林彪特務集團，這個集團的頭子就是汪東興。大約是1972年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會議的主題是研究經(jīng)濟問題。江青為了奪中央辦公廳的領導權，故意轉移會議議題。她在會上講，主席身邊有一個特務集團，干擾了主席的健康，中央辦公廳主任該換一換了，汪東興同志不要再兼任辦公廳主任了，建議由紀登奎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汪東興一聽就火了：你給我扣這樣大的一頂帽子，我不能戴。你有什么根據(jù)這樣說？江青非常霸道，站起來走到汪東興的跟前，敲著桌子，對他喊叫：不許你辯解！汪東興講，這是政治局會，是民主的會，只許你講話，不許我講話，哪有這個道理？總理說，你們不要吵了，東興同志檢討幾句嘛。汪東興說：我檢討什么？這樣大的帽子我不能戴。如果形成會議決定的話，辦公廳主任我可以不當，政治局會我也可以不參加，現(xiàn)在主席的身體不好，我還要每天到主席那里去值班。會議休息的時候，汪東興同志到了毛澤東的住處，把江青在政治局會上的講話原原本本地向主席報告了。主席聽了以后很激動，也很生氣，眼里含著淚花，汪東興的眼里也含著淚花。
這時，護士長吳旭君喊：汪主任，請您接電話，總理來的。汪東興站起來要去接電話時，主席說，東興同志你站住，你向總理說三句話：第一，你不要去參加會了；第二，我沒有委托政治局討論人事問題，沒有提議在今天的會上討論人事問題；第三，我這里的事別人無權干涉。汪拿起電話，原來是總理催促汪繼續(xù)參加會議的。汪把主席的三句話報告了總理。汪剛剛回到主席的辦公室，吳旭君又喊：汪主任，請您接電話，紀登奎同志來的。汪拿起電話，紀登奎就問：老汪，我什么時間去接班？汪東興生氣地說：你去問總理吧。不久，毛主席把江青叫去，臭罵了一頓。主席說：你不是說我這里有一個特務集團嗎？我就是這個集團的頭子！這樣才使得江青的陰謀徹底破產(chǎn)。汪東興同志是一位工農(nóng)干部，在關鍵時刻頭腦清醒、不糊涂、不遲鈍、記憶力好，敢于大膽地在主席面前揭露江青的問題，這點很可貴，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護士周淑英被關押
我說，汪東興同志多次跟我們說，他不同意紀登奎抓周淑英，叫他冷一冷，過幾天再說。紀登奎非抓不可。他說，首長（指江青）說話了，首長的指示，我還是堅決執(zhí)行的。汪東興同志說，你非要抓周淑英的話，就給我寫一個條子，說明你從中央辦公廳“五七”干校抓走了周淑英，否則，將來說不清楚，紀登奎很痛快地答應了。汪東興同志說，紀登奎的那張條子，現(xiàn)在還在他那里。
周淑英是當事人，她回憶說：當時叫我到“五七”干校勞動，一開始我還有點想不通。后來，我又想：勞動人民還怕勞動嗎？勞動鍛煉鍛煉也好。我剛剛適應那里的環(huán)境，突然有一天，“五七”干校的領導通知我回北京。我到了北京火車站，一個姓姜的（中央警衛(wèi)團后勤部政委姜燕亭）把我從北京站接走了，送到西郊一個地方住了下來。當時有兩個女的負責對我的管理。政治局委員、北京軍區(qū)政委紀登奎和公安部副部長于桑分別審訊過我。他們問我：1970年8月的一天中午，你在廬山到哪里去了？還有，某天你在上海住地拉窗簾有什么目的？這兩個問題真是莫明其妙。我說我被組織上調到那里工作，是盡了最大努力的，對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始終是忠心耿耿的，我問心無愧，你們?yōu)槭裁催@樣對待我？他們沒有再問別的問題。看守我的兩位女同志，其中一位對我態(tài)度比較好。另一位對我不太好，她經(jīng)常對我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不要走向黨的反面。我對她說：我沒有問題，你叫我交代什么？我是永遠也不會走向黨的反面的。我始終忠于黨，忠于毛主席，忠于黨中央。
那個時候，我氣憤極了，悲觀極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結婚時，江青送給我兩塊布料，一塊藍色的，一塊灰色的。我用一塊頭巾把那兩塊布料包好，給江青退了回去。我想凡是她給我的東西，一點點痕跡都不留，通通清理掉。我屋里有繩子，我不準備留在這個世界上了，想一死了之。那時我的心情壞到了厭世的程度了。不知什么原因，我退給江青的布料、頭巾又被退了回來。（筆者向她解釋說：汪東興看到你退的東西，擔心如果江青看到，非激怒了不可，非把你往死里整不可。因此，他把東西退給了你，也真是用心良苦啊。）當看到我退給江青的東西又被退了回來，我氣極了，拿起剪刀就把布料、頭巾剪了個粉碎。后來，我冷靜地想了想，作為一名共產(chǎn)黨員應該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相信黨組織。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說不清楚了，不能感情用事。我戰(zhàn)勝自我，終于活了下來。
程師傅能對付她
吳階平說：我們在江青那里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shù)都被江青整過，有的被她整得很慘。對付江青，最有本事的就數(shù)程汝明（曾任江青的廚師）師傅了。他在江青那里工作的時間最長，有十幾年的時間。程師傅有對付她的辦法，江青反而對他沒有辦法。
程師傅說：我是1961年到主席那里工作的，剛去的時候，給主席和江青做一樣的飯菜。但是，主席想吃的，江青不想吃；江青想吃的，主席不想吃。這也難怪，一個是南方人，一個是北方人嘛。我們當廚師的很難辦。那個時候還有一個韓師傅，叫韓二福。江青不吃蔥花，韓師傅做菜老放蔥花，每次吃飯時，江青都是嘟嘟囔囔的。后來才知道，她不吃蔥花是假的（她吃烤鴨時照樣用小餅卷蔥絲），是故意刁難我們做飯的。由于江青經(jīng)常在吃飯的問題上和我們鬧別扭，經(jīng)過研究，決定我和韓師傅開始分工：韓師傅專門為主席做飯，我專門為江青做飯。江青難伺候得很，這頓說咸了，那頓說淡了，經(jīng)常發(fā)脾氣，批評我。我的辦法是，她發(fā)脾氣時，我不解釋、不吭氣。她說這頓菜咸了，做下頓時，四個菜里只有一個菜放點鹽，其他三個一點鹽都不放；她說這頓菜淡了，做下頓時，我在四個菜里都有意多放一點鹽。
江青吃飯的口味經(jīng)常受情緒影響，情緒好的時候，吃得很香，什么都不說；情緒不好的時候，不是說咸，就是說淡。我是中國當時唯一拿中餐和西餐兩種特一級證書的廚師，還不知道菜的咸淡？她說味精是化學制品，骨頭湯里膽固醇高，對血液有危害，做菜時不叫放味精和骨頭湯，但是，又要求有味精和骨頭湯的鮮美味道。我沒有那么大的本事，就用少量油加清水炒。她覺得沒有味道，發(fā)脾氣。遇到這種情況，我不慌，也不害怕，做下頓時她準說，程師傅呀，飯菜你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知道她是故意給我出難題。
程師傅自信地說：我不怕她打擊、陷害我。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幾十年，主席對我很熟悉，很了解，也很信任。主席多次肯定過我的工作態(tài)度和技術，江青不敢輕易給我下什么“壞人”的結論。如果她真的把我定為壞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我就向主席報告去，主席一定會保護我的，這一點不但我清楚，江青也清楚。假設我失去了人身自由，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是我的同志和朋友，他們會及時向主席報告的。只要主席知道了，我就有救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做了不少壞事，陷害了不少無辜的人，那個時候我就斷定她絕沒有好下場。這些話，我跟楊銀祿同志說過。
我當然記得：對，你是在10號樓的廚房里對我說的，“好人有好報，壞人有壞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
難忘的會見
賓主聊興正濃，不知不覺到了午飯的時間。吳階平說：今天中午你們就在我這里吃飯，我不是請客，是和你們在一起吃頓飯，在飯桌上邊吃邊聊，咱們都是老朋友了，誰都不要客氣，客氣就見外了，就沒有意思了。
席間，我們都感謝吳老的誠摯邀請和盛情款待，衷心祝吳老健康、愉快、長壽！吳老十分激動地說：咱們既是同志、戰(zhàn)友，又是難兄難弟、難兄難妹。我們的感情是在患難的時候建立起來的，非常寶貴，我永遠不會忘記。
那次會見，距今已經(jīng)十幾年了，回想起來，恍如昨日，也成為一段難忘的記憶。
